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
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
——从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看在新征程上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1月9日至10日，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深刻阐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目标任务、实践要求，对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
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是强化管党治党全面系统布局、协同高效推进的重大举措。
此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公报强调，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定不移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世界上第一大政党，党的远大目标和历史使命，党的队伍的庞大规模和广泛分布，党面临的重大风险和严峻挑战，都决定了只有整体地而不是局部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持久地而不是短暂地、高标准地而不是一般化地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把我们党建设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认为，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标志着我们党对自我革命规律认识更加深化，体现出我们党成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指出，健全这个体系，需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
“三个‘更加突出’使我们明晰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路径和重点。”林建华认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拓展全面从严治党的广度和深度，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以有力政治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
政治监督不是空泛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践的。
在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要以有力政治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
——看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落实了没有、落实得好不好；
——看党中央提出的重点任务、重点举措、重要政策、重要要求贯彻得怎么样；
——看属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职责有没有担当起来。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此次公报在部署2023年纪检监察工作时，将“围绕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放在首位。
政治监督是督促全党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举措。
过去一年，从疫情防控到生态环境保护，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管党治党实践充分证明，政治监督为全党凝聚思想共识、行动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保持党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保障。”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2023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
庄德水表示，踏上新征程，要聚焦“两个维护”这一强化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在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切实打通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助力将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华夏大地上的火热实践。
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
此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都要贯彻严的要求。
全会作出“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部署，强调强化经常性纪律教育，融入日常管理监督，促进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把党的纪律规矩刻印在心。
“大量案例表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戴焰军表示，唯有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纪律的前沿、监督的前沿，深化运用“四种形态”，发现苗头就及时提醒纠正，触犯纪律就立即严肃处理，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方能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更好发挥纪律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治本作用。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
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牢固树立党章意识”的要求。
“党章是管党治党的总章程。”戴焰军认为，每一名党员都应该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
驰而不息推进正风反腐
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
在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要在不敢腐上持续加压”“要在不能腐上深化拓展”“要在不想腐上巩固提升”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指明方向。
全会强调，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表示，此次全会强调要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充分反映出党中央对于反腐败斗争的战略思考和系统部署，体现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政治决心。
作风建设关乎人心向背，关乎事业成败。
2022年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十周年。如今，八项规定已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一张“金色名片”。
“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在此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讲话释放出作风建设不止步的鲜明信号。
全会对新征程上加强作风建设作出再部署，要求“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三个务必’，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当前，‘四风’问题隐形变异、花样翻新的情况仍然存在。”宋伟表示，要深刻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充分认识“四风”的规律性和共性问题，不断加固作风建设堤坝，让清风正气在新征程上更加充盈。
“风腐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清华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院长过勇认为，对于“四风”问题一定要抓早抓小、露头就打，彻查背后可能隐藏的腐败问题，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推动监督体系高效运转
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指出，党委（党组）要发挥主导作用，统筹推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
全会提出，推动完善纪检监察专责监督体系、党内监督体系、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机制和基层监督体系，形成监督合力。
“各类监督有各自的定位和优势，关键是协调联动、优势互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要在党委（党组）统一领导下，优化各类监督的顶层设计，提高监督效率，促进各类监督力量同题共答，不断提升监督效能。
巡视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强调，要把巡视利剑磨得更光更亮，勇于亮剑，始终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2022年，在结束对金融单位、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集中巡视后，十九届中央如期完成党章规定的巡视全覆盖任务。
谋篇2023年巡视工作，公报要求，突出政治巡视定位，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巡视全过程各环节。
“每一次巡视都是一次政治体检。”任建明表示，新征程上，要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完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工作格局。
踔厉奋发开新篇，自我革命再出发。
踏上新的赶考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坚持‘三个区分开来’，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高蕾、范思翔、董博婷）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03版）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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